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环境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我国灵活调整货币政策取向，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工具，准确把握调控的重点、力度与节奏，促进了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仍是今后我国经济工作的艰巨任务。在新的形势下，需要针对我国经济面临的新问题，进一步完善货币政策。

　　一、我国货币政策的成功实践

　　1984年中央银行体制确立后，我国逐步探索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体系。近30年来大致实行过四种货币政策，经历了四个主要时期。

　　1984年—1993年：松紧交替时期。这一时期主要以信贷规模管理为主，中央银行直接调控居于主导地位，计划管理色彩较浓。受经济波动与通货膨胀交替变化的影响，货币政策时松时紧。

　　1993年—1997年：适度从紧时期。这一时期明确了“以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货币政策目标，把稳定币值摆在了突出的地位；调控力度和节奏与改革目标逐渐适应，尽力避免“急刹车”现象；确立了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法律地位，货币政策独立性增强；财政政策、投融资政策与货币政策配合更加紧密。

　　1998年—2007年：稳健时期。这一时期总体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成功应对了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3年经济过热。随着经济开放度的提高，货币政策又开始面临对内均衡与对外均衡的矛盾。

　　2008年至今：“从紧”、“适度宽松”向“稳健”回归时期。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这一时期货币政策变动较大，由“从紧”转为“适度宽松”，后来面对经济复苏与通胀抬头并存的新形势，又及时回归“稳健”。

　　总体上看，经过30多年的探索，我国货币政策已相对成熟，基本实现了工具多样化、方式灵活化和调控间接化，增强了预见性、主动性和针对性。概括起来，我国的货币政策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市场化的改革导向。我国货币政策的演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渐进式市场化导向特征。从转轨初期行政管理为主的调控方式，到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逐步探索，到基本实现以现代货币政策工具为支撑的间接调控体系，货币政策在不同阶段的演进与经济市场化的进程既互为需求又互相推动。

　　明确的目标定位。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货币政策面临着如何处理好币值稳定、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关系的考验。借鉴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我国确立了“以币值稳定促进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目标定位。实践证明，这个定位是正确的。两次国际金融危机及国内多次宏观调控，使“币值稳定”的内涵不断丰富。既防通货膨胀，又防通货紧缩，既保持对内稳定，又保持对外协调，我国的货币政策在实践探索中逐渐成熟。

　　经济发展的持续推动力。在我国货币政策演变的不同阶段，政策导向虽有松紧之分，但始终没有偏离30年来服务经济稳健快速发展这条主线。这充分体现了货币对于经济的“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功能，对实现“中国经济奇迹”发挥了重要的金融支撑作用。

　　有效适应国内外形势变化。我国货币政策稳中求进，适时、适度调整方向，既有效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又在国际上树立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二、货币政策面临新形势

　　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必须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和预见性，增强针对性和灵活性，更加积极稳妥地处理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和管理通胀预期的关系。达到这些目标，必须清醒认识货币政策面临的新形势。

　　一是不确定性增强。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过程缓慢、调整艰难，各国货币政策显著分化，复苏既不稳定也不平衡。中国经济总体向好，但依然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宏观经济运行面临复杂形势。特别是物价与资产价格上涨与经济结构调整压力进一步加大，资源环境约束强化，经济社会的内生矛盾日益凸显。高度不确定的内外环境对我国货币政策提出了严峻挑战。

　　二是货币总量内涵更宽。长期以来，广义货币（M2）与信贷规模是我国货币政策重点监测和调控的中间目标。近10年来，随着金融不断深化，金融产品不断创新，直接融资、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对传统贷款产生较大替代作用，现有的监测口径与调控目标已不能全面反映实体经济的融资总量。“十二五”期间，商业银行表外业务和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发展，利率市场化及多种金融创新，将进一步提高直接融资比例。因此，需要建立内涵更宽的社会融资总量管理体系，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三是经济开放度更高。“实施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是“十二五”规划对我国经济开放的总体要求。经济开放度提高对我国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有两重性。一方面，参与世界贸易有利于解决国内供需矛盾，从理论上说能够起到平抑物价波动的作用；另一方面，“输入性”物价波动将成为我国近几年物价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动因。在这种形势下，货币政策兼顾内外均衡的难度进一步增大。

　　四是信息敏感度提高。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数量巨大，信息瞬时传递的网络社会。传统体制下的信息渠道正在被多元化、市场化、社会化的信息网状系统取代，经济主体和社会公众对货币政策的预判能力大大提高，货币政策制定与实施过程中，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将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这对我国货币政策的正确导向和公众预期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三、对新形势下货币政策的思考

　　把握我国货币政策的规律性。总结30多年来我国货币政策的实践，一个基本结论是：稳健、适度从紧应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常态选择；要慎用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即使是在经济紧缩的情况下，也不宜选择宽松的货币政策，因为货币存在着市场放大的风险。特别是在“投资冲动”的环境下，更不能轻易“宽松”，宽松货币政策必然伴随着通货膨胀。

　　稳妥推进社会融资总量管理。社会融资总量是我国金融发展新时期一个重大的理论范畴和政策方向，它能更加全面地反映金融的新内涵以及金融与经济的真实关系，应逐渐成为货币政策的重要中间目标。为此，要做好体制、政策和技术上的衔接，但短期内还不能淡化对M2和信贷规模的管理。

　　坚持货币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货币政策要同财政、投资、产业政策协调配合，这有利于处理好总量与结构，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短期与长期等复杂关系。货币政策本身也要注意各种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打“组合拳”应成为货币政策的另一个“常态选择”。

　　处理好货币政策与国际货币合作的关系。随着我国经济金融国际化程度的日益提高，货币政策与世界经济金融联系日益紧密，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把握好国内目标与国际经济金融协调的关系，“内外兼修”是长期要求。

　　（作者：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