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治后的甘肃省肃南县九个泉选矿厂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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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前的九个泉选矿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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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掉牛羊、拆掉圈舍，在祁连山深处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裕固族牧民兰永忠，去年底“下山”了。

　　不久前，兰永忠又重新“上山”。不过这一次他有了新身份——生态管护员。摸摸云杉树、看看草场地，每天清晨，兰永忠都要沿着原来的牧道走一走。

　　兰永忠说，不管是“下山”，还是“上山”，都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祁连山。

　　祁连山是我国西部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黄河流域重要水源产流地，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然而，长期以来，祁连山局部生态破坏问题十分突出。去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通报指出：当地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部分水电设施违法建设、违规运行，周边企业偷排偷放问题突出，生态环境突出问题整改不力。

　　整改问题，修复生态，既要解决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更要纠正思想认识偏差。痛定思痛，甘肃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责任，动真碰硬净化政治生态，逐个问题研究制定整改方案。

　　149户牧民搬离核心区；144宗矿业权全部关停退出；保护区内111个历史遗留无主矿山完成恢复治理；42座水电站中，10座已关停退出，其余全部完成水资源论证复评……一年间，曾被过度放牧、采矿筑坝等问题困扰的祁连山渐趋平静。

　　彻底祛除沉疴仍需时日，但祁连山生态环境向好趋势已在显现。

　　搬 迁

　　“搬下来是第一步，还要留得住、过得好”

　　兰永忠的“下山”路，并不平坦。这个63岁的倔老头，是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段）核心区最后搬离的人。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198.7万公顷，肃南段占了117.8万公顷，是县域总面积的58.4%。保护区内，肃南有草原1240.13万亩，其中核心区有180.24万亩；有4115户10803人居住并从事畜牧业生产，其中核心区有149户484人。

　　人不走，畜牧业生产不停，保护就难以彻底。去年7月，核心区农牧民搬迁工作正式启动，家住康乐镇德合隆村的兰永忠怎么也想不通，“要说对祁连山生态破坏最大的，是那些矿场和水电站。我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草原就是命根子，为什么要搬迁？”

　　同样不理解的，还有兰永花。当时，她刚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还贷了160万元准备大干一场。“我们家禁牧补偿款只有我一人的3.8万元，还贷款利息都不够，愁得天天哭。”

　　肃南县农牧委副主任贺鹏飞说，牧民不愿搬迁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祖辈世居于此，难舍家园；二是几乎每家都有四五千亩草场、上千只羊，收入普遍不低，担心搬迁后生活没着落。

　　“第一次开群众大会，德合隆村28户全都不同意。”康乐镇党委书记陈海君回忆，牧民态度很明确：禁牧可以，搬迁不行。

　　“不管给多少钱，我都不搬。”会上，兰永忠第一个发言，说完便摔门而出。

　　为打消群众顾虑，肃南明确由县领导、县直部门一把手、乡镇一把手和分管领导“包保”1到2户搬迁户，上门宣讲搬迁补偿、技能培训等政策。康乐镇抽调20多名镇村干部，深入牧民家中采集数据，按照“一户一套表、一村一本册”的要求，完成牧户编码、尺寸测量、信息登记、实物取景等工作。

　　“到我们家来做工作的，县乡领导都有，前后不下十次。”兰永花说，一开始，说起搬迁她一口回绝，说急了还骂人家，“但干部们从来不还嘴，耐心帮我们算账，讲怎么帮扶、讲发展前景。”

　　“我们从兰州、张掖聘请了6家资产评估公司，之后经村民投票选择了3家。”贺鹏飞说，先评估、公示，有异议的再核实、再公示，直到群众满意。“我们还按人头为牧民发放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转变一次性补助资金1.5万元，每户6000元安置费和5000元搬迁运输补助。”

　　“早搬迁，还能获得30.4万元的奖励。”兰永花仔细算账，终于动了心。房屋、棚圈等设施补偿152万元，再加上各种补助，总共能拿到185万元。去年10月底，兰永花签字同意搬迁，成为核心区最早“下山”的牧民。

　　现在，兰永花在肃南县白银蒙古族乡东牛毛村安了新家，盖起了新棚圈发展设施养殖。“养了5头奶牛、16只牛犊和80只羊，一年四季喂饲料，投入比过去大了，但新家交通方便，牲畜价格也比过去高了。”

　　对有再就业意向的搬迁牧民，肃南开展免费技能培训。2018年春节前，有285人实现再就业。贺鹏飞介绍，县里还为搬迁牧民提供5万至10万元额度、连续3年的贴息贷款，帮助发展后续产业。

　　“搬下来是第一步，还要留得住、过得好。”贺鹏飞说，最近县里正在开展督查，“上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确保对149户搬迁牧民的帮扶措施落实到位。”

　　退 出

　　“共性问题统一尺度，个性问题一矿（站）一策”

　　这阵子，瀚森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赵爱民正忙着带领工人在原摆浪沟铜矿矿区种植云杉。“植被修复从去年6月开始，估计今年7月底完成。”

　　2008年，经甘肃省国土资源厅批复，赵爱民办理了摆浪沟30多平方公里的探矿权证。按照原计划，今年就可以办理采矿证开采。

　　几年来，赵爱民持续投入资金找矿，没想到2016年12月底，却接到了肃南县国土资源局的退出通知。

　　去年11月，肃南县国土局开始同赵爱民协商补偿问题。“今年5月底，国土局通知说方案已经审计完毕，核准补偿金额800多万元，等县政府常务会通过就可以发放。”

　　和赵爱民一样，武威全圣集团水电办公室主任李万祥也在等待。自2006年开始，全圣集团进入肃南投资建设水电站。2010年、2014年，该公司相继建成白泉门三级、四级水电站。

　　记者了解到，保护区内共有水电站42座（33座已建成，9座正在建设），涉及武威、金昌、张掖3市的6个县区。其中，寺大隆二级水电站位于保护区的缓冲区，其余41座位于实验区。“水电站的开发建设，使祁连山范围内的大通河、黑河等河流形成了0.29至21.04公里不等的减水河段。”相关人士介绍。

　　甘肃省政府的一份通报指出，部分水电站存在审批手续不全、设计引水流量偏大、建设超设计工期、未按规定下泄流量等违规问题。白泉门一二级、西营河一二三级水电站超设计工期2年至4年，不同程度地加重了生态环境负担。

　　“没有建成，主要是受制于工期短、工程协调难度大以及企业自身资金压力等因素。”李万祥说，去年2月，接到张掖、肃南市县两级发改委通知停止施工；去年8月，现场临时建设设施全部拆除，施工机械设备全部撤走。

　　对保留运行的水电站，甘肃省要求全部设置生态流量永久性、无障碍泄放设施，保证下泄生态流量。

　　日前，记者驱车来到位于张掖市区西南方50余公里的黑河龙首二级水电站。“之前，电站下泄流量不规范，有时多有时少，形成了2.3公里减水河段，导致两岸生态环境恶化。”水电站副总经理雷江逵说，去年初安装了视频监控系统和流量计监控系统，确保整改有效果。

　　根据整改要求，龙首水电站生态用水基准流量枯水期为3.33立方米/秒，丰水期为7.46立方米/秒。记者在调度室看到，生态放流监控系统显示，瞬时流量为8.78立方米/秒，累计已下泄生态流量9657万立方米。

　　去年底，甘肃省印发《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水电站关停退出整治方案》《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矿业权分类退出办法》，要求将寺大隆一二级、白泉门一二级等10座水电站关停退出，停止保护区内矿产资源勘查开发活动，已设矿业权全面退出保护区。

　　按照“共性问题统一尺度，个性问题一矿（站）一策”的思路，甘肃分别与在建水电站以及矿业权业主单位协商补偿方案。肃南县水务局副局长张永明介绍：“我们已经对全圣集团的前期投入成本进行了4轮核算，补偿方案将于近期出台。”

　　“截至目前，保护区内117项探采矿项目已经全部关停。”张掖市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负责人杨树林说，采取注销式退出76项、扣除式退出7项、补偿式退出34项，退出补偿工作将于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

　　今年5月，自然资源部有关领导同志在甘肃调研时，对张掖矿业权分类退出的举措给予充分肯定，认为甘肃在自然保护区矿业权退出上，“蹚出了一条路子，为全国积累了经验。”

　　关停退出，只是整改工作的第一步。张掖市将整改工作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理项目、现场整治，主要开展关停企业、清理现场、恢复植被等工作；二是分类施策、解决问题，重点是依法依规解决企业退出、矿权注销、经济补偿等问题；三是修复保护、完善机制，主要抓好生态修复项目实施、长效机制建立等工作。

　　“目前，整改工作第一阶段现场整治任务已全面完成，转入解决问题阶段，同时压茬推进第三阶段工作。”张掖市委有关负责同志表示，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已进入全面修复保护、全面巩固提升、全域监测监管的新阶段。

　　反 思

　　“宁可经济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

　　4根烟囱，直排滚滚浓烟，几近遮天蔽日。这个镜头，至今依然时不时在闻斌心头闪现。去年1月17日，也就是媒体曝光的第二天，张掖市巨龙铁合金有限公司总经理闻斌等3人“进去了”。

　　今年45岁的闻斌，1996年即进入巨龙公司上班。2012年底，由于连续3年巨额亏损，公司濒临破产。“当时厂里职工300多人，一破产，大家全都下岗没活干了，我毛遂自荐当了总经理。”

　　在闻斌的带领下，2013年，公司仅用半年时间就止住亏损。“2014年至2016年，企业每年利润都在900万到1000万元之间。”闻斌告诉记者，公司3年累计交税2600多万元，是张掖市的纳税大户。

　　“刚被拘留那会儿，觉得很冤，心想自己为企业、职工乃至张掖经济发展做了大贡献，怎么出了点问题就把我抓起来了？”闻斌说。

　　静下心来，闻斌开始反思企业欠下的“生态账”：环保设施是2007年购置的，到2012年已经运行5年多，老化严重；自己上任后，也只是修修补补，一年维护费用仅10万元左右。“祸闯大了，给张掖抹了黑！”

　　在看守所里待了23天，闻斌出来后一度“羞于见人”。但没过多久，闻斌再度“出山”。“我们先后投入1380多万元改造环保设施，升级了烟气排放控制系统，新建了上料扬尘控制和除尘净化设备，并且安装了烟气排放在线监控系统。”

　　厂区大门入口处，竖着两块大牌子：一块是整治牌，图文并茂展示整改前后对比；一块是警示牌，上书公司排污情况以及被处罚始末。每有客户、媒体记者前来，闻斌总是先把人领到牌子前“自揭家丑”。

　　知耻而后勇。整改修复过程中最明显的变化，是甘肃各级领导干部思想认识和发展理念的转变。省委和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多次深入祁连山保护区腹地，现场研究、解决工作推进中的问题，带头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甘肃省累计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省政府常务会和专题会议50多次，研究整改举措。

　　张掖市把祁连山生态环境问题整改整治作为“一号工程”，每个市级领导负责5到8项整改问题，实行现场没有治理恢复不放过、核查验收没有过关不放过等“六不放过”，确保整改整治质量。

　　得益于此，一批长期悬而未决的生态问题迎来彻底解决良机。肃南县白泉门石料厂就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白泉门矿区大湾区段非法淘金、采砂行为猖獗，严重破坏了隆畅河两岸生态环境，但一直没有得到治理。”肃南县国土局山水林田湖草项目办公室主任罗英文回忆。

　　老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接踵而至。2016年6月，国道213线甘肃肃南至青海祁连二级公路开工，建设方在隆畅河白泉门沿线河岸，开设了占地5.3亩的临时砂石料场。由于施工不规范，砂石料肆意堆放，导致河流频繁改道和植被破坏。

　　罗英文说，在这次整改工作中，肃南县将其列入祁连山黑河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项目，确定对2个片区、7处治理点进行矿山地质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先后实施了废弃采坑回填、河道清淤等工程。”如今，曾经满目疮痍的白泉门，已经被4万余棵青海云杉覆盖，一片郁郁葱葱。

　　针对中办、国办通报指出的“在立法层面为破坏生态行为‘放水’”问题，2017年11月30日，甘肃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新修订的《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本次修订严格依照上位法规定，对旧版条例中与上位法不符之处尤其是禁止性行为、审批制度等，重点进行了比照修改。

　　自然生态出了问题，病根还在政治生态。甘肃省、市、县三级分别成立督察暗访组，随机检查抽查整改整治项目，严厉打击“欺上瞒下”“阳奉阴违”的假整改行为。2013年至2016年，甘肃省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基本没有问过责。但近一年来，全省已有100余名党政干部因祁连山生态环境破坏问题被问责，其中副省级干部3人、厅局级干部21人、县处级干部44人。

　　“问责风暴”助推“绿色革命”。甘肃印发《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办法》，对各类自然保护区、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环境敏感区域发生严重生态环境破坏事件被国家通报批评的市州，实行“一票否决”；出台《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将涉及祁连山冰川与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的肃南等县纳入范围，明确限制或禁止发展的产业目录。

　　张掖市、武威市分别取消了对肃南县、天祝县的GDP考核。天祝县进一步提出，“宁可经济发展速度慢一些，也不能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宁可GDP增长速度慢一些，也不能以浪费资源为代价。”县委副书记杨成国说：“过去靠山吃山，最容易出政绩的就是开矿挖山；现在戴上了‘紧箍咒’，倒逼我们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真正落到实处。”

　　今年1月，甘肃出台绿色生态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培育壮大节能环保、清洁生产、清洁能源、循环农业等十大重点产业，并逐个制定了专项行动计划，出台了财税支持绿色金融、人才支撑等相关配套政策，最大限度破解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之间的矛盾。

　　监 管

　　“只要确认有生态破坏风险，全部‘一票否决’”

　　和兰永忠一起被聘为生态管护员的牧民，共有118人。肃南县环境保护和林业局副局长妥春海介绍，保护区面积大、海拔高、路况差，保护巡查任务艰巨，将牧民转聘为生态管护员，不仅能为其增加收入，还能缓解管护人手紧张的问题。

　　2002年就进入环保局工作的妥春海，经历了环保工作人员的艰苦日子。“2001年县环保局只有8个人，各个科室基本上都是‘光杆司令’，承担机关工作都紧张，更别提环保执法监督检查了。”

　　如今，妥春海有了鸟枪换炮的感觉：光环境监测站就有8人，监察大队编制从5个增至11个，环评审批、污染防治等业务科室有7人，全局工作人员达到26人。

　　“县财政今年还拨了76万元环保专项经费用于更新硬件设备。”妥春海告诉记者，各大林场都配备了无人机，对人员无法到达的区域进行巡查。

　　与此同时，肃南着力完善部门间联合执法机制。“今年以来，我们经常和水务部门一起到水电开发企业开展执法检查。”妥春海说，水务部门重点查生态用水是否足额下泄，环保部门重点查危险废弃物处置、生活污水以及垃圾处理，“两家联合执法，一次性告知、一次性整改。”

　　妥春海体会最深的，是“环保人说话管用了”。甘肃压实环保属地管理责任，无论是省里还是市里批复的项目，县环保局都有监督管理责任，一改往日执法“进不了门、见不到人”的窘况。

　　现在县里要引进项目，都是先听环保部门意见。“只要确认有生态破坏风险，全部‘一票否决’。”妥春海幽默地说，“我现在也是强势部门的人了。”

　　尽管如此，祁连山生态保护仍面临诸多问题。保护区土地广袤，人员不足问题愈发突出。目前，肃南县共有500多名在职林业职工和200多名草原管护员，人均管护面积58390亩，远高于国家人均5000亩至10000亩的管护标准。

　　“各县区、乡镇环保执法力量薄弱、费时费力、成本过高，没有形成全市普遍意义上的监管，传统环境监管方式力不从心。”张掖市环保局副调研员韩多钢说，张掖生态环境监管工作点多、线长、面广，多头监管、责任不清等问题凸显。

　　为此，张掖市环保局与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等单位合作，运用卫星遥感、航空遥感和地面监测等信息技术，构建生态环保信息监控系统和智慧水务监控系统，形成“天上看、空中探、地面查”的立体化生态环境监管格局。

　　进入这套系统，只要轻点鼠标，就能获取任何一家企业排放的实时数据。韩多钢说，对生态环保全境内卫星数据的获取，由过去环保部每半年反馈一次，缩短到目前每两天获取一次，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天候全覆盖。今年以来，系统已累计发现疑似生态环境问题点位26个、发送预警信息71条，地面环保工作人员及时进行了核查、核对和督促整改。

　　在执法联动机制层面，张掖市成立了祁连山林区法院、林区检察院，建立起公安、环保、林业、水务、国土等多部门联动执法机制，建立健全联席会议、会商处置和案件移送制度，打好行业部门联合执法“组合拳”。杨树林透露，去年，全市共查处环境违法行政处罚案件75件，实施限产停产整治16起，移送公安机关14起，追究刑事责任3人，行政拘留22人。

　　对祁连山生态保护而言，一年间的整改修复才是开始，更多更深层面的动作正陆续展开。去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祁连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方案》，确定了祁连山国家公园范围面积。今年4月，甘肃省政府常务会议通过《祁连山国家公园甘肃省片区范围和功能区优化勘界方案》。这意味着，从体制机制上对祁连山进行全方位、长效保护的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 人民日报 》（ 2018年07月06日 16 版）